爱泼斯坦——扎根中华沃土

爱泼斯坦——扎根中华沃土

  抗日战争时期来华支援抗战的国际友人,大都相继离开这个令他们留恋的世界,但还有一小部分在世的友人仍然在为中国的发展默默地做着贡献,把生命深深扎在中华沃土,把中国看作自己家,现已加入中国籍的波兰人爱泼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


   幼年来华

  爱泼斯坦,全名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

  为了躲避残酷的政治迫害,爱泼斯坦将近一岁时就跟随父母原离祖国,不远万里,先到了日本,后于1917年到达中国。1920年全家定居在天津。父母的重大决定,改变了爱泼斯坦的命运。爱泼斯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落难香港

  1937年华北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爱泼斯坦的父母不愿居住在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忍痛离开自己的独生子,东渡太平洋到了美国。当时,爱泼斯坦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他头脑敏捷,目光敏锐,把所有战地新闻源源不断地发,爱泼斯坦转道去了香港,直接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在广州和香港,他结识了许多中国著名革命人士,如廖承志、胡愈之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本飞机也突袭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香港沦陷。爱泼斯坦由于来不及撤走,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尽早逃离虎口,爱泼斯坦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着机会。集中营设在海边一所学校内,紧临海边,利用大海,是逃跑的最佳途径。如果逃不出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等待他的只有立即枪决。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任何人都不会放过,更何况爱泼斯坦,这位对生活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人。他聚集了四位难友,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姑娘, 名叫邱茉莉,出生于英国。邱茉莉也与爱泼斯坦一样,对中国抱着同情心,并走上支援中国抗战的道路。他们在狱中相见、相识、相助,爱情的火焰在苦难中燃起。

  爱泼斯坦等5人经过2个月的精心筹划,制定了一个冒死逃跑的危险计划。1942年3月18日夜,爱泼斯坦等人先潜伏在铁丝网旁,当日军巡逻队过去后,他们立即剪断铁丝网,跑到海边,挖出事前掩埋在海滩上的小船,把船推向大海。。5个人跳上小船,奋力向深海划区。他们计划向当时活跃在香港地区的东江游击队控制的方向逃跑,但是一上船就迷失了方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只船桨也划断了,剩下的一只也只好当作他们从地狱逃向天堂的拐杖。5个人拼命的划船,不停地用双手掏涌进船内的水。在茫茫黑夜,小船任由风浪吹打,5人的心也几乎破碎。第二天中午,他们飘到一个小岛,这个岛位于香港与澳门之间,当时,还有敌人的据点。5个人此时已筋疲力尽,晕睡在小船内。庆幸的是,岛上的中国渔民救了他们,帮助他们偷渡到澳门。

  邱茉莉找到一为在澳门的朋友,并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5个人顺利地离开澳门,登上了赴中国内地的征程。他们终于逃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地狱,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爱泼斯坦和邱茉莉等人逃离日本侵略者虎口之后不久,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记者笔下的抗日将领

  在抗日战争中,爱泼斯坦作为一名记者,做了大量采访和通讯报道工作。他不怕艰辛,不畏危险,奔波于南北战场。他用笔描述了抗日前线的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风采,讴歌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揭露了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经。他生动、真实而又客观公正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力的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这些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日后被收进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和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两本专著中。

  爱泼斯坦在武汉还采访了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将军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而闻名国内。爱泼斯坦在采访过程中,为这位将军的一席话所感动:“我们的人是老战士,习惯于吃苦了。他们面临过粮食和装备奇缺的困难,吃过草。但是,他们同人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叶挺将军的话随即得到印证。爱泼斯坦果然在武汉看到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壤之别的新四军。新四军穿着粗糙的军装、赤脚,走在大街上。率领这样一支装备不整,但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奔赴前线与强大的日军抗衡,而且充满胜利的信心,爱泼斯坦由衷地对叶挺将军肃然起敬。

  爱泼斯坦在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令他最激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44年赴革命胜地延安访问。

  1944年6月12日,是爱泼斯坦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见了记者团,向记者们说:“欢迎你们在大热天来延安,这儿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我们的工作是抗日。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法西斯。我们要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爱泼斯坦还有幸单独采访了毛泽东。爱泼斯坦事后回忆说:“毛泽东很爱听人家说话,也不打断别人的话。我讲的话,有些是他感兴趣的,他总是耐心地听。毛主席很会分析问题,说话很有力量,很幽默,生活朴素,性格活泼。”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赠给他一幅自己画像并签名留念,毛主席画像他至今仍挂在屋内,这是他延安之行最珍贵的纪念。

  在延安,爱泼斯坦还采访了“红军之父”——朱德。“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聂荣臻将军告诉他:“日本报纸说皇军是狮子,八路军是老鼠,自然狮子扑鼠,费力不讨好。”陈毅将军向他讲述了国民党发动仇者快、亲者痛的皖南事变,并说:“我们没有垮掉,现在已经发展到10万人。这10万人弛骋在大江两岸,支撑了半壁山河。”

  爱泼斯坦说:“从这些延安共产党人身上,长征的尘土还没有洗掉,为人民、为革命,他们什么苦都可以吃的。”

  在短暂的四个月内,爱泼斯坦为这批年轻而成熟的中共领导人欢呼。在延安,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圣地延安宝塔灯在照耀着中国的未来。爱泼斯坦满怀信心和激动,恋恋不舍离开了延安。

  1945年,爱泼斯坦和妻子绕道印度到达美国。他不顾多年的奔波劳累,日夜写作,历时两年,终于把在中国尤其在延安的见闻记录下来,汇集成反映中国革命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更加关注中国的革命。

  老骥伏枥

  1950年,爱泼斯坦夫妇在美国从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那里,得到了来自新中国的问候:

  “邀请你们回到北京工作。宋庆龄、廖承志等许多中国朋友问候你们。”爱泼斯坦心情异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自从离开中国后,他虽然身在美国,但心早已飞向大洋彼岸战斗过的中国。他深感离不开中国,情不自禁地说出:“那是我们的家啊!”

  1951年6月,爱泼斯坦夫妇展转来到北京,又一次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参加《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工作。爱泼斯坦克服重重困难,忘我工作,终于使这本杂志在1952年胜利创刊。在爱泼斯坦的精心工作下,这本杂志从小到大,从单一文字到多种文字,不断扩大影响,行销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20余万册。世界人民通过这本杂志了解到新中国的建立,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1957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爱泼斯坦如愿以偿加入中国籍。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我热爱着中国。”1964年,爱泼斯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泼斯坦夫妇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消沉,文革后,更加努力工作,发挥余热,爱泼斯坦担负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除了办杂志外,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他还是三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研究会副会长。尽管工作很累,但他渴望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比过去更加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爱泼斯坦对把自己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非常自豪,他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我深感庆幸,我这一生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人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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