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左)与刘少奇在延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她的职业生涯经历了20世纪的前70个年头,她一生全心全意地追求她的目标:从革命发源地收集革命信息,再把这种革命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

  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正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1925年,年近40岁的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她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然而,斯特朗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她在美国有一年一度的旅行讲演,在莫斯科办报,还有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的职业活动。斯特朗按照西方工作道德行事,从来不会食言爽约,她精力充沛、游刃于各种革命活动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形势。抗日战争中,她两次来华,访问八路军总部,了解国共合作、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

  追寻《红星》的足迹

  1937年,斯特朗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这一年斯特朗52岁,此行是她第三次访华。

  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从威尼斯经香港到汉口的远洋班轮,她为登上船主是法西斯意大利人的班轮去远航而烦恼,但这是当时能够采取的最快的方式。

  斯特朗想方设法从香港下了船,乘上了飞往汉口的德国飞机。汉口是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这时的汉口,在斯特朗笔下是“一片混乱的人间悲惨局面”: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躲避日本人而逃难,堵塞了公路、水路和铁路;城里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到处寻找食物、住处和失去的亲人。虽然如此,斯特朗感到,中国人民并没有气馁。她在汉口时经常听到人们对她说:“日本人的大炮和飞机,可以把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夷为平地,或者加以占领,但是想夷平和占领我们所有的城市,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几个小小的岛屿,想违背我们大家的意愿,把整个中国永远占领,他们还没有那么多人呢?”她被中国民众的坚定信念深深打动,她感到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汉口住了几天以后,斯特朗迅速做出安排,要去采访山西的八路军。

  “一支新型的军队”

  1938年1月 经过艰难的旅行之后,斯特朗到达了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一个村落,这里驻扎着八路军总部。还没下车,斯特朗就感到自己运气挺好。“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隔着司机同她握手,用不够标准的德语表示欢迎。“朱德!赤色的美德,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对于一个红军总司令亲自跑来迎接她,斯特朗十分感动。和朱德一同来欢迎她的,还有八路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

  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天,她和八路军指挥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抗战的情况。她在当地的一户农民家里睡土炕,在八路军司令部里和八路军战士一样,每人分得一分同等的饭菜。她对这里的印象是,八路军的领导人坦率爽直。她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之间“同志情谊深”。

  在八路军总部,斯特朗多次访问朱德,朱德告诉她: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是打持久战,使战争持续下去并直到取得胜利。并说:游击战并不是新事物,美国、法国、俄国都运用过它,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和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斯特朗还通过与任弼时的谈话,了解到八路军动员群众共同抗日的情况。她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斯特朗满怀热情地甘心当八路军的学生,向他们学习游击战课程,听取著名功臣建奇功的故事,还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怎样同人民打成一片。

  斯特朗发现,这支军队还通过娱乐的方式进行教育。前线服务演出剧团编演历史的和当代的事件,创造出新颖的歌剧。令她惊讶的是,在这个边远的偏僻的村庄内,竟然有两个剧团。尽管演出条件简陋,然而演出效果却很不错。士兵们聚精会神的观看演出,一直到夜晚10点钟。有一个剧团的领导人是几年前在内地消失、传说已不在人间的作家丁玲,斯特朗看完丁玲剧团演出后,就问丁玲:“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是什么?”丁玲却告诉她,是如何以拯救中国为己任,帮助推动救亡运动。丁玲介绍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壁上画漫画,还必须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两天后,丁玲又随前线服务演出队上前线了。斯特朗也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八路军总部回到了汉口。

  “独家新闻”——报道皖南事变

  1938年3月,斯特朗回国。1940年12月底她又飞抵战时陪都——重庆。

  在重庆,斯特朗遇见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尔逊和爱泼斯坦,他们使她了解到中国的许多情况和更多的新四军的背景情况。她还碰到了李公仆——在阎锡山专列上的同车厢车友,李公仆请她参加了一个知识界头面人物的会议,并请她介绍有关党派结盟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李公仆给斯特朗起了个中文姓名“史特朗”,他解释说:“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6年后斯特朗才发现,这次会议不仅产生了她的中国姓名,还在她的帮助下,产生了民主同盟——一个加快新中国诞生的关键性政党。

  在重庆的每一天都使她受益匪浅。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与周恩来的几次深夜交谈。第一次交谈,周恩来透露说,最近两年来,蒋介石的将领们不断加剧同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的武装冲突。他打算就这些冲突,向斯特朗作详尽的说明。周恩来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的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在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嘱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珍贵的荣誉。

  在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继续在广播中听到些消息——他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1942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声明列举出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15点阴谋计划。航空信件是1月26日发出的,她收到信件时,15点阴谋有些已经付诸实施了。斯特朗将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请他们安排发表,并应要求写好了评论文章。但发表这些材料和文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许多通讯社和报业人士从来不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任何报道,即使是对这样重要的独家新闻也不肯接受。最后,斯特朗设法把资料交给了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名为巴恩斯的朋友,她的这位朋友欣喜若狂地在资料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些内情报道,并由此获得了独家新闻的荣誉。这些报道马上传播开来,斯特朗后来才注意到,署名巴恩斯的文章,就是她所保存的唯一的“真正独家新闻”。此后,她在《亚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分析性文章。在短时间内,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特朗及时和准确的报道。

  情归中国

  斯特朗6次访华,写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前两次访华,她目睹了中国革命兴起和动荡的重大历史时刻,写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她第五访问中国,在延安的生活成为她记忆所及的最快乐的时光。在延安,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之后,她撰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

  斯特朗第6次访问中国时,已经是73岁高龄了,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由于她患有帕格特后遗症,她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

  在此后的12年中,斯特朗在中国恢复了健康。她继续毫不懈怠地工作。她搬进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的住宅,过者优雅高尚、幸福愉快的生活。她曾到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旅行,并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她同国家领导人会见,也同街上的路人交谈。她宣称:生活在北京,强化了她的气质和情操。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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